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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y 4th 2009 / 自言自语

刘崇佑:抗辩政府的大律师

五四时期,早年留学日本、学习法政的刘崇佑,已是京城赫赫有名的大律师。当年的《晨报》第一版广告中,在上栏醒目的位置,几乎永久性地保留着《律师刘崇佑启事》。这自然与刘是进步党老党员,1913年即以此身份当选国会议员及中华民国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相关。不过,刘崇佑之受人尊敬,声名远超越于党派斗争之上,实因其常在与当局对峙的诉讼中,为蒙难者提供法律服务。北京大学著名教授马叙伦原与刘不相识,而1921年6月,马氏发起“索薪运动”,被总统徐世昌起诉,刘崇佑自愿为之辩护。其“好义如此”博得傲岸不羁的马氏衷心敬佩,事后因与结交。这还属于私情。五四运动时,刘崇佑“挺身为各校被捕学生义务辩护”,更是出以公义的事之大者,马叙伦的“钦服其人”(马叙伦《刘崧生》)原起始于此。

  在1919年的五四风潮中,以律师为职业的刘崇佑曾两次出庭,为政府控告的报人与学生辩护。虽然就结局而言,政府一方胜诉,法庭仍宣布被告有罪,但刘崇佑机智、有力的反驳,大大消解了官方的权威,体现了正义与民气的不可摧抑。

  按照时间顺序,北京《益世报》的被封发生在前。1919年5月23日的《益世报》,刊登了山东第五师10080名军人的集体通电,文曰:

  窃自我国外交失败,举国愤恨。查失败之本源,皆由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徐树铮等四国贼盗卖,妇孺咸知。国民皆欲得该卖国贼等,啖其肉而寝其皮。前次北京大学诸爱国学生等,击章贼之骨,焚曹贼之巢,军人等不胜欢跃钦佩。惜斯时未将该卖国贼等同时杀决,永清国祚,以快天下。惟闻沪、宁各界,首倡抵制日货,旋各省亦同时响应,足见我同胞心犹未死,国尚未亡。但我辈军人,以服从为天职,虽抱有爱国热忱,未敢越轨妄动。且才学疏浅,殊少良策。惟仰各界诸君速筹鸿谋,挽救危局,军人等惟以铁血为诸君后盾。

  电文充溢着爱国军人忧心如焚的焦虑,并将其集注于铲除国贼一事,因而呼告:

  同胞欲御外侮,必先除去曹、章、陆、徐四国贼,四国贼一日不死,我国一日不安。

  但“刻下诸国贼等仍安居北京,虽经各界呼吁惩办,而政府置若罔闻”(此句原有,在《益世报》中删落,详见下),这自然令本“以服从为天职”的军人对当局心怀不满。在“未敢越轨妄动”的形格势禁之下,士兵们只好吁请全国同胞,“每日早晚诚心向空祈祷上帝,速将四国贼同伏冥诛”。这原是“心力相违”中想出的无可奈何之法。

  报纸发行的当日晚间,该报社即遭查封。据京师警察厅布告第五五号,《益世报》被禁的缘故,只在“登载鲁军人痛外交失败之通电一则”,“显系煽惑军队,鼓荡风潮”(《晨报》1919年5月25日),因而援引1912年12月公布的《戒严法》第十四条中“停止集会结社或新闻杂志、图书告白等之认为与时机有妨害者”(《政府公报》1912年12月16日)一款,封报捕人。不过,这一罪名到26日由同一机构发布的通电里,已更正为“《益世报》登载各节,意存挑拨”,“该报馆附和学生,附和有据”(《晨报》1919年5月27日)。即是说,违碍文字已从一项变为多条,查禁名目也由煽动军队改作助长学潮。如此明显的前后矛盾,暴露出当局最初的封禁理由并不充足。

  《益世报》的被查封与总编辑潘智远的遭逮捕并非孤立的事件,5月23日晚,京师警察厅亦同时派员到《晨报》与《国民公报》检查发稿,规定两报社“所有各项新闻稿件,须经审核后,方准登载”。为此,《晨报》在第二日的正版最前端,以大字刊出《本报特别广告》,声明“在此监视状态之中,凡读者诸君极感兴味、极欲闻知之言论事实,不感保其不受制限”,版面亦不能保证为正常的两大张,“一视是日发稿之多少为标准”。为不负读者厚望,也为坚持原有的政治倾向与批评立场,该报特意强调,将采取“于消极的自由范围以内,期不失本报特色”的策略。而这一表白本身,也是对当局的“消极”抗议。

  由于政府实行新闻检查,学界编辑的《五七》、《救国周刊》等报也相继被禁。这一连串钳制舆论的举动,实肇端于日本公使小幡酉吉5月21日晚提交给中国外交部的照会。该件在《晨报》揭载时,径题为《日使干涉我言论之照会》。其中除摘录《晨报》、《国民公报》所刊林长民文,也对各民间团体的发言大加指责。如国民自决会的通电、宣言书,民国大学学生组织的外交救济会发出的启事,均为其条举。小幡还代表日本政府,再三要求中国实行言论管制:“贵国政府对此等行动毫无取缔,宁是不可解者也”,“而对此荒唐无稽无政府主义之主张与阻害友邦邦交、挑拨两国国民恶感之言动,不加何等之取缔,是本公使之甚所遗憾者也”(《晨报》1919年5月26日)。亲日派主事的北洋政府竟果真秉承其意旨,向报界下手。内幕揭破,自然激起社会各界更大的愤怒。

  众议员王文璞当即提出质问书,认定“未曾宣告戒严之时而滥用《戒严法》”为非法,山东军人通电“首先登载于上海《新闻报》、《申报》”,不应独罪《益世报》,重点则落在警察厅之举措有妨害“《约法》上所赋予人民之自由”(《晨报》1919年5月 28日)的指控。由此也可见出警厅对查封《益世报》改口遮掩的破绽所在。

  虽然有此失误,一意孤行的当局却不打算认错。置议员的质问、北京报界联合会的联名呈请以及津沪学界的屡次电请于不顾,地方检察厅仍将潘智远诉上法庭。而为其担任辩护律师的正是刘崇佑。

  在6月10日提出的《潘智远因(益世报)登载新闻被告一案辩护理由书》(《晨报》1919年 6月22日)中,刘崇佑作了有力的申辩。他首先巧妙地确认,潘智远并非1916年12月按警察厅要求呈报备案的《益世报》经理与编辑主任,因此不应为报社 “负法律上之责任”。继而,刘大律师逐一驳斥了起诉书加诸潘氏的四项罪责。

  关于“妨害治安罪”,刘崇佑认为,起诉书中举证的该报5月7日《对外怒潮影响之扩大》一篇报道的传言,述及商民拟举行罢市,以要求政府释放学生,不能成罪。理由是,“报馆有闻必录,乃其天职”;“暗商罢市既非造谣,‘罢市’二字又非法律所定忌讳之语,则何不可公然披露?”刘崇佑更进而运用辩护技巧,指认《益世报》揭出罢市预谋,“与其谓为竭力鼓吹罢市,无宁谓为竭力漏泄罢市之秘密,以警告政府,以达其防止罢市之目的,是乃维持治安之作用,何以指为妨害治安”?这等诛心之论固非报社本意,但接下来刘氏所作的正面阐述——“政府不能平服商民之心,致有全国罢市之大骚动,至今未闻政府之自责”却已由趋避转为进攻,反诉政府失职的责任。

  关于“侮辱官吏罪”,起诉书列举的罪证为《益世报》5月13日登载的《正告曹汝霖》一文,内有“吴炳湘居然听卖国贼之指挥,可谓丧尽军警界之德”,被认作是对现任警察总监的“肆口谩骂”。刘崇佑的辩护先从各国成文法演变史入手,论及“侮辱官吏认为犯罪,乃历史之遗物,今世界法例已不见其踪影”,在中国也“已无厉行之价值”,这自然是以欧美国家的法律为参照系。次则指出,其文发表于“早已声明言责非该报所负”的“国民之言”栏,故与报社无干。而其辨“谩骂”与“侮辱”之界定尤其光明正大:

  国家许设报馆,原使之批评时政、臧否人物,所以宣民隐,以为执政者参考之资。批评臧否即有是非之谓,是者不足为阿谀,非者亦不能指为谩骂。……今日既无类似专制时代“大不敬”之科刑,所谓“侮辱”者自应严格解释。

  这一辩辞确认报章有监督、批评政府的权力,实为此案不能成立之关键。

  关于“煽惑罪”,共有两项。第一项的确定甚为滑稽,起诉书的证据仅为5月16日《益世报》所刊《劝告军警》中语,“国人皆日某某可杀,而军警独日不然;国人皆日某某可尊,而军警独曰否否”,因谓其“怂恿军警杀害某某”。刘崇佑的抗辩除申明此文亦出自“国民之言”栏,更陈述“某某”俱未指实,“则所谓煽惑他人犯杀人罪者,先无可杀之特定之人,是为犯罪之不能”。而“可杀”云云,“不过排斥之语调 ”,“何可以辞害意”?何况,“舆论之性质只能为好恶之表示,不能别有行为。即谓‘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亦不过欲之而已,并非真能生之死之也;服从舆论,不过与舆论同其好恶而已,并非进而生之死之也。该文自始至终并无劝军警实施杀害某某之言,更安得强认为怂恿”?因而此罪亦为无据。

  第二项“煽惑罪”的认定即原初查封的借口,起诉书指控《益世报》刊载要求“除去曹、陆、章、徐四国贼”的山东军人通电,犯有“煽惑军人,出而同除此四人”之罪。刘崇佑的辩诉既说明《新闻报》5月21日已刊出此电,《益世报》仅属转载,也提示潘智远当发稿之时,人在通县,23日夜始回京,即遭逮捕。也就是说,即便刊发有罪,潘氏亦不当负责。更精彩的说法则是,《新闻报》本为政府批准发行内地的合法报纸,登载此电也未受追究,“故凡本其合法之认识,传述该报所载之电或转载之者,皆无一不当然合法;否则,不啻政府为阱于国中,故以违法之物颁布人民而欺诈之,使之犯罪”。这一反诘无疑使政府大为难堪。刘氏更由《益世报》转载时删去“刻下诸国贼”数语,推论其“只有好意之减轻,并无恶意之增重”,指责当局实为“深文周纳”,以“莫须有”论罪。

  虽则刘崇佑的辩护有理有据,地方审判厅在6月21日的判决中仍蛮横地宣布,潘智远犯有煽惑他人杀人、侮辱官员、妨害治安三罪,合并判处有期徒刑一年。被免去的只有刊载鲁军人电一项,“查系转载,非该被告人所造意”(《晨报》1919年6月25 日)。但原发罪的不成立,已经彰显出官方的无理狡辩,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在此可得一准确的例示。

  还在五四游行火烧赵家楼后不久,5月8日,北京律师公会即作出决议:

  如曹汝霖方面请律师,任出何报酬,一律不就。如有不遵此议者,对待以积极的手段。学生若请律师,愿尽义务。(《晨报》1919年5月9日)

  在此后政府对学生的诉讼中,刘崇佑果然本此诺言,一再为学生义务出庭辩护。

  当年7月16日晚,因受北洋军方安福系操纵,7月1日已被开除出北大国货维持股干事会的原主任杨济华、调查组长许有益等以及时任参议院办事员的王朝佑,邀集了40余名学生,在安福俱乐部机关中央政闻社宴会,试图收买到会学生,使其拥护胡仁源长校,以阻止蔡元培回任。由于得到通报,次日上午,当这些人又在法科礼堂秘密会商时,鲁士毅等200余名五四运动的坚定分子赶到,群情激愤,要为首的5人交待了整个阴谋,并签具了悔过书。18日,许、杨等向警察厅控告鲁士毅一众11人“拘禁同学,严刑拷讯”(《晨报》1919年8月22日)。28日,警察即开始逮捕有关学生。

  这一事件发生,立刻被学界敏锐地指为与五四事件相关。以“北京大学暑假留京学生全体”的名义 30日发出的致回籍同学的通电,首先揭示了其间的关联:“利用三五无耻之辈,行此卑劣之手段,欲连及‘五四’事件,以兴大狱而残士类。”(《晨报》 1919年7月31日)8月1日,北京各界联合会代表往见国务院秘书长郭则法时,也告诫政府切勿“小题大做,借题发挥”:

  如任无廉无耻举国共弃之党人,阴谋陷害爱国志士、纯洁无疵之学生,直接以破坏大学,间接以报复五四以来爱国运动之仇,则舆论沸腾,恐难收拾。(《晨报》1919年8月2日)

  然而,也正因居心如此,虽经北大全体教员、北京全体教职员联合会、专门以上学校校长代表叠次要求保释,当局均不允准。

  一心一意要报复五四学生的政府,的确想借此案立威,刑一儆百。暑假期间,学生多不在校,力量分散,也被认作是兴起大狱的好机会。因此,尽管学界内外一再指出,“此事属于学校内部之事,同学相哄,本亦常事”,应由北大自了,不必惊动法庭,教育部亦表示“当然抱息事宁人之心”(《晨报》1919年7月31日—8月2日),当局却仍不肯如五四过后释放32名被捕学生一般善罢甘休。8月8日,地方检察厅到底以“轻微伤害及私擅监禁”(《晨报》1919年8月10日)的罪名提起公诉。为表示公平,原告方杨济华、许有益等也以“诽谤罪”被起诉。

  8月21曰上午10时,北大学生案在地方审判厅正式开庭,公开审理。“其时旁听之人已满坑满谷,窗前门隙皆已有人,女旁听席亦复拥挤已甚”,而“门外鹄立希望旁听者尚有百余人”。连《晨报》记者亦须在法庭内别寻关系,方得入内,于炎暑之日,站听 8小时(《北大学生案公判旁听记》,《晨报》1919年8月22日)。

  为鲁士毅等11名学生辩护的刘崇佑,在此案运用的策略与《益世报》案显然不同,如谓后者更注重“晓之以理”,则北大学生案更兼有“动之以情”。特别是其总结部分讲到:

  辩护人窃惟国家设刑,本意在于排除恶性,并非用为教育补助之资。莘莘学子,学校培植有年,纵使气质未尽精醇,而青年蹈厉发皇之概与夫纯净真挚之心,政府果有以善处之,使其身心得安然沉浸于学术之渊,进其智能,以资世用,岂非甚善?乃不幸此超然政界之教育一再波及,今日遂不得不迁连沦没于浑流之中。年少学生方自以为保吾读书之地,无任外界侵犯,是乃天职,而不知所谓“国法”者即将俟隙而随其后。(《晨报》1919年8月27日)

  当此语在法庭上以“此辈青年不幸而为中华民国之学生,致欲安分求学而不得,言之实可痛心”述说时,其所引起的反应,在《晨报》先后刊载的两篇各有侧重的报导中,竟然记忆相同:“语至此,满堂欷,为之泪下,被告学生中(鲁士毅一派),有一人哭不可抑,法庭竟变成悲剧之舞台,即记者亦为之呜咽不已。”(《北大学生案公判旁听记》)当日以协和女子大学学生代表的身份出席旁听的冰心,更以女性的细腻,对现场氛围作过生动描述:

  刘律师辩护的时候,到那沉痛精彩的地方,有一位被告,痛哭失声,全堂坠泪,我也很为感动。同时又注意到四位原告,大有“不安”的样子,以及退庭出的时候,他们勉强做作的笑容。我又不禁想到古人一句话“哀莫大于心死”。唉!可怜的青年!良心被私欲支配的青年!(《二十一日听审的感想》,《晨报》1919年8月25日)

  正因旁听者的同情本就倾向于鲁士毅一方,刘崇佑才可能把对学生的审判,倒转为对政府的控诉。

  当年只有17周岁的刘仁静,也因被控共同犯罪,出庭受审。当审判长令其答辩时,刘作出“莫名其妙,不自知所犯为何罪”的表现。刘崇佑更从旁“时时请堂上注意,谓彼十余龄之小子,实在极可同情”,这也成为《晨报》记者“出旁听席后所恻恻不忘者 ”(《北大学生案公判旁听记》)。刘崇佑辩护之成功、感人,于此又得一证明。

  不过,既然政府决意起诉,便不会轻言失败。8月26日的宣判结果于是并不出人意外,鲁士毅等 6人分别被判处拘役14天到4个月的刑期。在社会舆论无形的压力下,特别是经过律师刘崇佑出色的抗辩,也迫使法庭在判决时,不得不作出相当让步。强迫誊具悔过书一节,以未提出原件,“不审其内容”,且“仅就‘悔过’二字以观,尚属道德上责备之意”,裁定为不构成犯罪。更引人注目的是,判决书中宣布刘仁静、易克嶷、狄福鼎等五人无罪,许有益等4名原初的被告,则同时被处以拘役14日至3个月不等的刑罚。所有拘役时间准以在押日数扣抵,其他3个月以上的刑期,一律缓期3年执行(《北大学生案判决文》,《晨报》1919年9月20—21日)。这即是说,所有11名被控学生,事实上都被当庭释放。法庭派法警送已有人具保的6名缓刑者回北大,移交给蔡元培校长的代表蒋梦麟。法庭门外,北大同学及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的代表们,已手持“欢迎鲁士毅等”的旗帜在等待(《昨日北大学生案判决旁听记》,《晨报》1919年8月26日)。这分明是英雄凯旋。

  五四运动的第二年,刘崇佑仍本着为学生尽义务的初衷,担任了马骏、周恩来、郭隆真、张若名等人的辩护律师。可以说,在五四期间,几乎所有被当局起诉、与学潮相关的案件中,都能够听到刘崇佑的声音。这在其律师生涯中,无疑是最得社会关注的时期。

摘自《触摸历史:五四人物与现代中国》 陈平原 夏晓虹/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4月版 请勿转载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作者:夏晓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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