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漫谈(三)

2009/04/06 07:34 于 漫画 0

名称:忘憂草的溫柔
别名:母親的感情
作者:奧浩哉
卷数:3

自从慎太郎15岁那年母亲去世之后,他就成了一个家里蹲,一蹲就是15年。他老爸安二郎用尽一切办法都不能将他拉出来,慎太郎还吐槽说“等你交到女朋友我就出去”。深感愧对亡妻并且深爱着自己儿子的安二郎患上绝症已经时日无多……上帝是仁慈的,秃头老爹安二郎遇上一个有着严重恋父情结的美女下属吉永遥……当然,安二郎很像他死去的爸爸了= =|||

安二郎因为癌症去世,虽然不管安二郎还是小遥的家人都劝小遥不要再管慎太郎。可读了安二郎的日记之后,年纪尚轻的小遥却决定继承亡夫的遗志帮助慎太郎脱宅……于是,慎太郎门外就传来了一个怯怯的声音“是……是……你妈妈”。

虽然慎太郎对小遥一见钟情,但无法改变15年来已经植根到骨髓里面的惰性,只能每天意淫如何把妈妈泡到手……

小遥费尽心机讨好慎太郎,为他做喜欢的食物,向他借漫画,和他交换日记,为他买小狗……这一阶段虽然慎太郎不断YY,小遥也像个涉世未深的少女一样,不过这种微妙的男女关系始终带着纯爱和趣味,因为主题一直是“拿什么拯救你,我的废柴继子”……鼓起勇气向小遥表白的慎太郎当然被发卡了。

漫画用了2卷半的篇幅去描写一种胶着的状态,身心疲惫的小遥和顽固不化的慎太郎,一直在不忍和顽固之间拉锯着。为了一个素未谋面的15年家里蹲继子脱宅而耗费自己的青春年华,不离不弃,这究竟是一种什么精神?这就是爱啊……这种爱来自于小遥对亡夫安二郎的爱的延续,并由此产生的一种对慎太郎的责任感,或许,我们可以称之为“母爱”,可能这也是别名的意思之一吧。

冈村月美这个专业人士的到来给小遥下了最后通牒,30岁的慎太郎必须尽快脱宅,不然只会更麻烦,难以再融入社会。小遥认真的思考目前的状况,与月美的交流中也认识到正是自己对慎太郎的纵容,才起到一种反效果。自己的存在反而成为了慎太郎康复的障碍,不知道究竟该如何做的小遥不止一次的在安二郎的照片前伤心哭泣。

最后小遥下定决心,遵从慎太郎的想法,献上自己。
(我终于知道为什么第三卷上面有个红色的“限”字了=v=)


慎太郎,你是人渣啊人渣啊……

在刻画两人“缠绵”的时候,奥浩哉极尽所能的挑逗着读者的神经。


慎太郎完成了从一个废柴到人渣的蜕变,人渣啊人渣啊人渣啊人渣啊……


这一刻全人类的心都在滴血,因为这个人渣根本不配拥有这一切啊!励志和治愈根本不必要做到这一步,宛如圣母的小遥被糟蹋谁也不愿意。

之后,小遥消失了。她不再像教育刚学走路的婴儿一般搀扶呵护慎太郎,而将未来的路,还给慎太郎,让他自己去走。她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希望以此感化慎太郎。

失去小遥之后,慎太郎仍然浑浑噩噩,靠着仅有的财产维持家里蹲的生活……钱总会越来越少的,他用最后的钱财搞援交,被援交妹羞辱“大叔你无药可救了!”他看到了安二郎和小遥的日记,宛如行尸走肉一般的自己终于迈开双脚走向社会,堕落、悲伤、羞辱、懊恼、悔恨、反思……

6年之后,慎太郎已经成为了一个人生赢家,拥有自己的面店,有自己的老婆孩子,甚至鼓励曾和他一样落魄的流浪者。某天,他老婆说见到了小遥,他跑去见小遥时,脑海不断的闪过小遥为他付出的一切。当慎太郎终于见到那个背对他泪流满面的身影时,他泣不成声的哭喊着:“谢谢你!妈妈!”

故事到此结束。慎太郎的废柴指数和人渣指数爆表,小遥的美丽指数和牺牲指数爆表……一直以来让人郁闷到极点的剧情,还有最后那几页姗姗来迟的反弹吊足读者的胃口,虽然结局终于阳光灿烂,但我还是要说,这是我看得最郁闷的一部青春励志漫。

用我朋友的一句话来说——
……这哪门子励志!(怒~

名称:极道毁灭者
作者:佐佐木拓丸
卷数:5

两个孩子的母亲都因为黑帮的原因被杀死,一个偶然的机会和共同的目标让他们走到了一起,为复仇而战,黑帮称他们为——极道毁灭者。间渊静和游佐槙雄的故事就此展开!

想起了《Red fraction》里面的歌词——
Light up the fire
Right on the power

她和他从始至终都是最好的搭档,有着一致的人生目标——将所有的眼中仇人都解决掉,明天会如何,没有想过。拔枪、开火、鲜血、尸体……年轻稚嫩的脸庞不曾动容,但任凭血腥浸染,冰冷的复仇之魂底下的血管仍然是红色的血液和善良的心。我不想说间渊静和游佐槙雄是无辜的,从杀第一个人开始他们就已经沦为了和他们所痛恨的黑帮同一类人。但谁也不忍苛责这两个孩子……

故事从他们杀死仇人荒木开始,在临走前却发现荒木的儿子裕人。两人最终决定帮助裕人和他母亲相见,然后牵扯出更多的阴谋。故事的编排松紧合适,剧情吸引,打斗场面火爆,是一部爽快的黑道漫画。但是结局……最后他倒在了她面前,永远的闭上了眼睛。她也载在微不足道的小卒面前,按着血涌不止的伤口吃下最讨厌的胡萝卜,倒下咽气的那一刹那,又想起他。

豪爽无比让人热血沸腾的黑帮打斗漫画甩出了一个冷酷干净的终局,让人隐隐作痛。

You made a mess
For Christ sake, this rotten world
Shit out of luck
Go with my vision
Light up the fire
Right on the power
Weapon… I have it all

“不给钱就不算嫖”的法治思考

2009/04/04 03:15 于 自言自语 0

[b]作者:沈彬[/b]

  这个无厘头说法不是周星驰的电影又重播了,而是律师的法庭陈述。4月1日有这样的一条新闻:浙江缙云县一副局长被杭州警方认定为嫖娼,处以拘留十日。副局长将警方告上法庭,称只是桑拿并未嫖娼,其律师称:即使发生性关系,只要没付嫖资,就不能算嫖娼。这个故事集法治、反腐、悬疑、无厘头、轻喜剧等元素于一体,在愚人节里的确很应景。(《都市快报》、新华网报道)[separator]

  事发的1月14日晚,杭州一派出所3位民警例行检查某大酒店桑拿中心,警方表示:当时一女警去控制总服务台,一人去停车,另一人检查包厢。当他打开包厢门时,看到一双赤裸男女,待同事赶到,仅看到这对男女蹲在地上,男的只穿一条短裤,女的裹了一条浴巾——即只有一名警察抓了他们的现行,形成孤证,按行政处罚法的规定应该由两人共同执法。而警方也没有提取到安全套这种“劳动工具”。副局长的代理律师还指出:当时做笔录的只有一个民警,按《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必须是两人,警方再次程序违法。警方坚决否认,但律师请求调取监控录像时,警方表示,“没保留这段录像。”(为什么没说“又”?)以我的经验,不少派出所的确是由一名民警单独做笔录,但笔录上注明是两人,当事人签字确认时不会注意到这个“瑕疵 ”,警方也不觉得这种“程序违法”有什么问题。

  代理律师表示,不但警方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嫖娼,就算是发生性关系,只要没付嫖资,就不算嫖娼!警方不服,出示“服务员”的笔录:她听“人家告诉她”,若卖淫将有回扣,但对方是谁没说。律师再次抓到小辫子:此无名无姓者是否与酒店桑拿中心有关,警方没有弄清楚,而且事后警方没对大酒店进行处罚,这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不存在卖淫嫖娼行为。

  律师很敬业,挑出了一把警方的bug,在法治重程序的美国辛普森就是这么逃过一劫的。公权机关对于公民做出处罚,证据本来就应充分确凿,做到“排除一切合理怀疑”,采集证据程序也应合法。看过新闻的每个成年人都想象得出局长在干什么,但作为执法者必须在法律上给出严谨的证明。不排除副局长坐怀不乱,半裸着在桑拿房里和服务员畅谈人生观吧?不排除因为副局长大人长得太帅,和服务员一见钟情,马上干柴烈火,长得太帅总不是犯罪吧!?

  想到电视剧《扫黄先锋》里香港警察扫黄,必须得录音取证,交钱之后,警察们才一拥而入执法,让当事人一点“合理怀疑”的借口都找不到。其实进步是一点一滴的,十多年前刚打击黑车非法营运时,只要司机说不出乘客姓名,执法者就认定是非法营运;如今也发展到执法者假扮乘客,用录音笔秘密取证,待司机收钱之后,证据确凿才出来执法。执法机关举证负担的提高,是把自己一步步“关进了笼子”,是更好地防止公权力的大老虎出来伤人。

  在当下的法制实践中,警察的“程序违法”,通常只算是“程序瑕疵”,并不影响对当事人违法的认定;从而让警方忽视执法程序的重要性,证据的充分性,也忽视了当事人的正当权利。律师的“无厘头”辩护,正是对公权忽视私权的质疑,这种无厘头对中国法治有着进步意义。希望旁听审判的浙江警官学院的未来执法者们,从中学会严格执法,而不是重温周星驰的无厘头。

法官变脸?

2009/04/03 18:20 于 自言自语 0

[img]http://img1.cache.netease.com/catchpic/E/E0/E057E8A0186E066FE1278282B6904CD4.jpg[/img]

南风窗2009年第7期封面图[separator]

[b]法官变脸?[/b]

  刚刚结束的全国“两会”上,最高法院工作报告获得与会代表赞成2172票,反对519票,弃权192票;反对票与弃权票的总数比去年均有所增加。跟踪观察近年的“两会”,不难发现,反腐败的成效、力度与代表们对高法报告的评价密切相关。

  但究其实,高法乃至高检系统其实为中国全局性的反腐工作承载了不能承受之责。众所周知,反腐败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官员群体不同程度上存在着一些不容乐观的薄弱环节,法官既然同属公务员、同样要讲政治,其自身的队伍建设出现与整个群体的基因类似的局部病发,并不令人吃惊。只是,“黄松有案”为代表以及舆情提供了正当而合适的表达窗口。

  所以,对司法腐败的根源、形势与批评,应该有清醒而理性的认识。如果社会舆情盲目发泄,不做分辨,对广大司法工作者缺乏最基本的理解,客观上就会激发并鼓励被批评方急于寻找其他管道,分散压力,疏导民意。如果司法改革很难避免在实施中被扭曲、被打折的宿命,那么终有一天,这种被扭曲、被打折的改革所造成的恶果,将反之成为拒绝改革的理由。在眼下这场争论正酣的对过往10年司法改革的反思中,人们已经窥出了一些迹象。

  无论是披袍拿槌,端坐高堂;还是深入田间“两腿泥”,就地办案;在法官面孔的10年变换背后,更深层次的矛盾,改革并未触及。“变脸”之余,更要“变心”,或许这就是重提“司法为民”的初衷所在、价值所在。

  回顾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上任伊始,就提出要“解决法院自身评价与社会评价的差距”,“建立更加合理、及时、透明、有效、科学的司法公开制度和社会评价制度”,可以说,果断地抓住了改善工作的关键。一些地方高院已在推行的审判和判决公开的尝试、积极化解群众矛盾的努力,值得总结。而在建立社会评价制度方面,由于司法工作的专业性强、民众普遍缺乏相关知识,因此台湾地区让律师与法律学者参与类似工作的经验,或可聊备参考。(策划:本刊编辑部 统筹:赵义 宁二)
[b]
回到司法改革的真问题
张千帆[/b]

  司法改革断断续续进行了10个年头,今天似乎走到了人们基本不满意的地步。在法治国家,虽然官员腐败也偶有所闻,司法腐败还是十分鲜见的。但是在转型中国的改革过程中,不仅司法不公、司法腐败、“吃了原告吃被告”早已成了市井百姓耳熟能详的词语,而且腐败方式花样翻新、层出不穷。

  譬如,一些地区的法官违规经营入股企业,竟雇佣职业经理人作为“替身经理”帮助打理。今年“两会”期间,一位广东代表当场揭露某市副检察长到处滥用检察权为自己捞好处,被老百姓称为“打捞队长”。

[b]责任归谁[/b]

  10年改革不能说没有成就,但是改革过程中确实出现了许多问题。问题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对造成这些问题的根源却见仁见智,而不同的归责方式决定了不同的改革方向。

  一种归责方式,是将司法改革过程中出现的腐败现象简单归咎于司法改革本身,认为过去10年主张的司法职业化造成法官高高在上、照搬法条、脱离群众,致使司法判决不能“让人民满意”,主张法官“放下法槌、脱下法袍”,回到“田间地头”、深入群众办案。

  河南省高级法院就是推行“司法大众化”的急先锋,该院院长的一句名言是“你要穿法袍就和群众保持距离了”。据说河南法院改革的第一项措施是推行“马锡五审判”,以巡回审理、就地开庭、方便当事人诉讼为目标,同时重视调解和接访,“争创无赴京上访法院”。这类改革不乏新意,但基调是回到改革前的司法政治化状态,强调司法不仅不能独立,而且需要加强政治控制和监督。

  另一种归责方式则针锋相对,认为司法不公和腐败恰恰是因为改革不到位造成的。司法公正的前提条件是法官作为中立裁判者的制度保障,而在权力干预无孔不入的制度环境下,司法腐败只是司法制度不健全的必然体现而已。

  10年司法改革确实产生了一些可见的成效,譬如警服换成了法袍,法官头上大盖帽不见了、审判桌上多了个法槌。但是说实话,改革的形式多于内容,不仅司法人员的思维和素质没有根本改变,而且司法系统内外的权力结构都基本保持原样,甚至因为司法改革引入法官的“三六九等”、业绩考评等制度而加剧了权力干预的制度化。现在走“回头路”不仅不能解决任何实质问题,而且将葬送本来已经举步维艰的法治进程。

  其实两种主张都有各自的道理,而许多道理光说是说不清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论个人认同哪种主张,笔者都赞成放到实践中去试试。一方面,笔者认为司法职业化改革确实浅尝辄止、流于形式;在这种状况下将司法腐败的责任归咎于司法改革,显然是根据不足的——司法根本还没有职业化,职业化之弊从何谈起呢?

  因此,笔者曾主张建立“司法试验区”,给司法职业化一个真正的机会;到那个时候再论司法职业化的利弊,应更有针对性和建设性。即便反对职业化的人士也应该赞成这种主张,因为既然你们坚信职业化有害无益,那就等着看“洋相”好了,到那个时候你们会有更实在的“子弹”,而不只是像现在这样放空炮。

  当然,司法大众化也完全可以有自己的“试验田”。笔者很高兴看到河南省似乎已经成了这块“试验田”,并期待若干年后它能为我们评价大众化的利弊,提供实实在在的证据——如果河南试验确实可以被定性为“大众化”的话。

  不过在此之前,仍有必要保证这场争论的焦点集中在司法改革的真问题而非假问题上。

[b]什么才是真问题[/b]

  什么是中国司法改革的实质问题?

  实质问题显然不在于法袍或法槌这些外在形式。那些当初认为只要一穿上法袍、一拿起法槌,法治理念就从审判人心中油然升起的主张显然是太天真乐观了;假如那样,服装设计师和裁缝就能帮我们批量生产合格的法官。同样,“放下法槌、脱下法袍”也未必意味着法官就不“脱离群众”了;如果不健全的审判制度还是给审判者留下太大的腐败空间,那么即便我们的法官都成“两腿泥”,也照样“吃完原告吃被告”。

  虽然某些外部条件的改善或许是必要的,但笔者从来不认为司法职业化就是脱下警服和大盖帽,更不在于造起外表气势恢弘的豪华法院大楼。一个称职的法官当然不是不食人间烟火、只知道背法条的书呆子,当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深入群众”、了解民情,因为如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著名法学家霍姆斯所说,法律的生命确实不在于逻辑,更不只是名词解释,而在于经验,在于具体的社会生活。司法职业化从来不是要免除法官熟悉社会、体察民情的义务,而是要将法治和公正的基本原则落实到具体的社会生活中去。

  事实上,如果说马锡五模式的就地开庭、田间办案有什么好处的话,最大的好处就是保证各方当事人尤其是相对弱势的老百姓公开平等参与的机会。就地开庭也许可以节省一点成本、增加一点便利,但是这些好处似乎是极其有限的。如果法官可以像法律规定的那样处理案件,中国的诉讼成本其实并不高,笔者也不相信农民等弱势群体就没钱去法院打官司。

  问题是对他们来说,法院“门槛”太高,法院的“水太深”,他们看不见、听不到、摸不着的幕后交易太多,这样的官司他们确实打不起,更赢不了。如果我们的司法改革不能从制度解决这个问题,那么不妨试试就地开庭,这样至少可以把法官从深不可测的法庭上拉出来,到外面“晒晒太阳”,或许有助于减少幕后操作。不过如果这招不灵,法官还是当着双方的面说一套,背着某一方又做一套,或者不管各方怎么说,最后还得听领导的,那么看上去再“草根”的审判(或调解)方式,也无助于司法廉洁。

  换言之,关键不在于审判或调解在哪里进行,或法官穿不穿制服,而在于审判程序是否能按照现代法治原则做到基本公正;如果不能保证程序公正,如果当事人缺乏参与审判的平等机会,无论哪种形式改革都不能防止司法腐败。因此,司法改革的真问题既不是法官究竟应该高高坐在堂上根据法条判决,还是下到田间和群众共同断案,也不是法官是否应该“脱下法袍、放下法槌”,而是如何实质性地落实审判程序公正。

  不错,程序公正看上去只是一个“形式”,但是落实程序有形式和实质之分。笔者认为继续纠缠于表面形式是徒劳无益的。司法职业化强调程序公正,但是程序公正显然不等于法袍、法槌这些外在形式,也不等于法官高高在上的表面权威;司法民主化侧重实体效果,但是这种效果显然也不可能在形式上反其道而行之就能实现。

  归根结底,如果我们不能保证当事人的平等机会,如果法官不能履行避免单方接触和幕后交易的基本职业规则,那么无论哪种形式主义改革都不可能实现司法廉洁与公正。
[b]
何谓中国特色[/b]

  在司法大众化和职业化之争的背后,还隐藏着一个更为宏观的“普世价值”和“中国特色”的立场分歧。那些主张大众化的部分人士认为,司法职业化改革盲目崇拜西方主流模式,丢弃了中国过去几十年形成的据说行之有效的传统办法,主张抛弃“西方崇拜”,强化上级对下级的监督和指导。

  笔者不得不说,这种主张在本质上是要退回到人治时代,不仅违背了法治的基本规律,而且也是和 30年改革开放的基本精神背道而驰的。任何人都不能否认,崇尚法治不是崇洋媚外的结果,而是中国人民和政府在饱受人治和政治运动之苦后达成的一致共识。假如革命时代形成的某些政治传统确实如某些人主张的那样对于治理当代社会行之有效,那么中国当年为什么还要改革开放?为什么还要建立市场经济和法治国家?

  这种主张的根本错误在于将民主、法治、人权这些中国宪法明明白白规定了的东西作为“西方崇拜”,而将人治、政治控制、权力干预等中国宪法明确反对的东西作为“中国特色”。既然混淆了基本是非并早有前车之鉴,这种主张在中国的失败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河南高院院长之所以主张“只能加强,不能削弱”上级对下级的监督指导,据说是因为“地方往往受到各种关系的干扰,上级的监督会使得下级法院判得更准确”。下级法院“受到各种关系的干扰”很可能是事实,但上级监督是否能排除干扰却是一个大大的问号。难道上级法院就一贯正确吗?难道上级不同样可能“受到各种关系的干扰”?只不过进入这个关系网的台阶更高了、有能耐“干扰”的人更少了而已。

  权力确实需要监督,但并非任何事情只要加上“监督”二字就变得清白乃至神圣起来,因为“监督 ”也是同样会被滥用的权力,有些腐败正是在监督过程中产生的。就拿那个“打捞队长”来说,他捞钱的资本正是他作为检察官所掌握的监督权。原来最高检察院为了预防职务犯罪,授权检察机关派人前期介入许多项目的招标投标过程,而正是这种“全程监督”方便了甚至可以说造就了检察院中的某些贪官,就连那个本来和预防犯罪没有关系的“打捞队长”也来插一手。

  由此可见,自上而下的监督虽不失为一种控权方式,但是绝非从源头上杜绝腐败的万全之策;完全依赖上级监督非但不能消除腐败,而且只能改换腐败形式并将产生新的更大的腐败。如果我们不能从制度上保证司法人员廉洁自律,只能依靠上级领导的个人品德、觉悟、能力和魄力,那么这不是从法治向人治的倒退又是什么呢?

  如果河南省的各级司法机构只能靠加强上级监督才能维持基本廉洁,最终整个司法系统的廉洁都维系在一两个领导身上,那么即便我们可以假定该省的高院院长不仅能够保持个人廉洁,而且也有能力有效监督省内每年成千上万的司法行为,这位院长过几年退休之后河南司法怎么办?如果这个问题的唯一答案就是“再找一个好院长”,那么这不是赤裸裸的人治又是什么呢?

  在这种司法监督模式下,我们难道没有理由为河南法治的前景担忧吗?如果正是这种忧虑让我们10年前就在宪法中明确加入“依法治国”和“法治国家”这样的基本共识,为什么10年后的今天反而有人出来公开质疑这个基本点甚至反其道而行之?

[b]河南司法试验的真正价值[/b]

  预防司法腐败的根本不在于自上而下的领导监督,而在于自下而上的社会监督。事实上,河南高院院长在这方面的作为值得大书一笔;笔者甚至现在就可以断言,到这位院长退休的时候,他会发现这才是真正值得骄傲的造福河南法治的制度遗产。

  据报道,除了法律规定不能公开的之外,河南高院的裁判文书已在去年底全部对外公开,不少中院的判决书也已经公开,据说所有基层法院的判决书到下半年也都要上网公布。“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审判和判决公开是防止腐败的最有效制度。“名不正,则言不顺”;如果判决有猫腻,那么任凭判决者巧舌如簧,判决书中必然会留下不能自圆其说的蛛丝马迹,而“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腐败判决必然逃不过社会大众和法学界的检验。

  这样,无需上级劳神,司法腐败通过正常的上诉和纠错过程就基本消除了。这才是保证司法公正和廉洁的长久之计。当然,在法治基础相当薄弱、人治依然相当严重的现实环境下,上级监督和指导可以发挥一定的作用,但是任何一位有远见的领导都不应以延续人治的方式行使权力,而是应该利用难得的机会建立推动法治进步的长效机制。公开判决乃至其中的反对意见,是司法改革早已应该做也完全可以做的事情,不这么做只能算是各地法院领导的失职。

  司法改革虽然已进行了10年之久,但是实质性改革尚未起步——换言之,现在正是地方司法试验大有可为之时。至于具体措施及其形式究竟利弊如何,一是需要时间检验,二是也未必存在统一的标准答案。调解也许能妥善解决河南大部分案件,但是北京、上海等省市的法院很可能还是得以判决为主,或至少发现调解并不具备绝对的天然优势;某些县城或乡镇的法官也许可以到田间地头和群众一起断案,但是大城市的法官很可能还得穿着法袍端坐在审判席上判案。

  因此,让我们不要再为穿不穿法袍、拿不拿法槌之类的表面形式争来争去,也不要总是用“西方崇拜”、“本土国情”之类的标签代替实质性论辩。河南高院正在推动的判决公开制度想必是河南乃至全国的法院一直都没有的,判决不公开难道不一直是“中国特色 ”吗?现在实行判决公开不正是典型的“西方崇拜”吗?这种贴标签、扣帽子的做法只能让我们回避司法改革的真问题,让我们的争论变得徒劳、无谓甚至扭曲、误导。

  和经济改革一样,中国未来的司法改革仍然是“猫捉老鼠”的一场比赛。这场比赛曾经淘汰了计划经济,让我们发现了市场经济这只“好猫”;同样,各地司法试验的竞赛和淘汰也将帮助我们发现最适合中国或至少中国某个地方的法治模式。

  笔者最后只想强调,司法改革不仅需要解放思想,而且也需要建立客观、公正和公开的评价标准。任何改革的成效都不是改革者自己说了算的,人民永远是改革的最终决定者和推动者。经济改革是如此,司法改革也是一样;地方司法改革的成效显然不能只由当地高院院长说了算,而是应该在言论自由的环境下让全国的媒体、学者、当地的法官和老百姓等多方共同参与决定。

  在一个基本公正的评价体系下,中国司法改革虽然举步维艰,但前景依然是光明的。(作者为北京大学宪法学教授) [newpage]
[b]学者型法官就能不腐败?
本刊记者 杨 军 发自北京[/b]

  司法腐败因为从根本上腐蚀了社会正义的底线,往往被视为“最难以容忍的腐败”。培根有一句名言:“一次不公正的司法裁判比多次不法的行为后果严重得多,因为这些不法行为不过弄脏了水流,而不公正的裁判则把水源污染了。”

  而在中国,从基层法院到最高院,从苏如明到黄松有,近年来,中国法官频频落马。其中不乏学者型法官,像武汉中院13名法官腐败案中的武汉中院常务副院长柯昌信,四川高级人民法院执行局局长罗书平,几个月前刚刚被免职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黄松有,等等。这些人有的著述颇丰,有的是法学博士,还有的兼任高校法学教授。

  反观一些法治发达的国家,新加坡自独立至1994年统计,没有一名法官犯案。德国上世纪60年代以来也几乎没有法官犯案。英国全国250名法官,犯案者极其罕见。美国自立国200年来仅40余名法官犯案。是什么导致中国法官成了腐败的高危人群?

[b]名不副实的法官?[/b]

  2001年之前,中国法官来源比较多,概括起来说,主要有三个途径:法律院校毕业生,社会招干人员,军队转业干部。当时法律界普遍认为法官的整体素质不如律师,因为所有的执业律师都必须通过律考。《法官法》在2001年修改后,规定初任法官必须通过全国统一司法考试。但因为有很多2001年已经是法官的非专业人士不必通过司法考试,所以到现在为止,法官队伍的整体素质虽然有所提高,科班出身的法官比例迅速提高,但依然不够整齐。

  按照中国现行《法官法》有关规定,通过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取得资格,年满23岁,即可担任初任法官。“高等院校法律本科毕业从事法律工作满二年,其中担任高级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法官,应当从事法律工作满三年;获得法律专业硕士学位、博士学位具有法律知识,从事法律工作满一年,其中担任高级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法官,应当从事法律工作满二年。”

  依此规定,理论上说,一个大学毕业生甚至可在不到30岁的时候,就能成为最高法院的法官。法官选拔制度的这种不合理导致了法官队伍的过度年轻化。一些地方法院法官的平均年龄竟然不超过30岁。

  多数时候,一个人的社会阅历和经验是与年龄成正比的,对法官这一特殊职业来说,过于年轻的人显然是难以胜任的。在英美国家,包括香港地区,通常不会出现40岁以下的法官。而在世界其他各国,30岁以前基本上不大可能成为专业法官,如英国法官的平均年龄达60岁。美国的霍姆斯大法官62岁担任最高法院大法官,一直干到91岁。

  17世纪英国普通法院上诉法院首席大法官柯克这样说:“法律是一门艺术,它需要长期的学习和实践才能掌握,在未达到这一水平之前,任何人都不能从事案件的审判。”

  在普通法系国家中,法官一般从高素质的律师中选任,而要成为律师又必须通过国家律师考试。在美国,法官几乎都是从最优秀、最成功的律师、检察官中任命的,一般来说一个律师要执业10年以上才有可能被任命为法官。荣任法官意味着一个人的法律职业生涯走到了巅峰。

  更大的问题是中国法官的人格不独立。宪法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但几十年的事实表明,这些规定并没有被完全执行。这造成了中国法官人格的不独立。审判权受干预是一个已经被法律界人士谈滥的话题,而在现有司法制度下法官人格的独立性则往往被忽视。在现有的制度设计中,本质上说,中国的法官不过是一名和别的部门官员无异的行政官员,特别是《公务员法》实施之后,法官被明文纳入公务员系列。当司法只是行政的一部分,法官永远没有独立人格。

  尽管根据《法官法》,中国的法官分为首席大法官、大法官、高级法官、法官等几类,每类里又分几个级别,但很少有法官炫耀身份的时候显示自己是几级法官,而往往称自己是正处级。法官晋级并不依靠考试择优晋级,主要还是以年龄和行政级别等条件来衡量。而在中国,一名普通的行政官员并不承担社会良心的责任。

  当选拔、评判标准,得到的待遇,手中的权力,制度的设计等等都和原本意义上的法官不相符,似乎也没理由要求现在中国法官的行为和真正意义上的法官相一致。在英美国家,对法官的任命,首先考虑的并不是法律。

  某西方法官在一次研讨会上曾经说:“实际上,我只要找到一位品德良好的绅士就可以了,当然,如果他正好懂得法律就更好了。”古罗马人给法律下的定义是“一种公正善良的艺术”,而法官则是“仅次于上帝的人”,法官的人格是正义的最后一道屏障。显然,以中国的现有制度,法官远没有那么高尚。道德水准和普通人无异,但手中握有更多的权力,法官的腐败多发几乎是必然的。所谓学者型法官,只不过是专业知识更丰厚一些,人格却不见得更高尚,学者型法官和一般法官相比,腐败的可能性并没有实质上的差别。

[b]技术化[/b]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司法改革一直在摸索中前行,从最初的“法律裁判文书改革”,到1998年对司法改革的整体思路和框架进行重新部署,尤其是在司法程序上,程序正义、米兰达警告等新鲜词汇开始进入公众视野。而10年过去,这一改革方向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更有人认为这是造成法官腐败的最主要原因之一。

  关于中国司法改革职业化和民主化两条路径业已争论经年,表面看,1998年的司法改革选择了职业化道路,最终导致了现在的司法腐败严重。而去年开始启动的这一轮司法改革则走向了民主化,这是对职业化的纠正。其实问题不是这么简单。

  根据一般定义,法官职业阶层,是具备法官职业观念、专业知识、道德修养的一群人,他们胸怀公正理念,以服从法律,主张正义为信念,不受任何党派团体影响,能够得到全社会尊重。中国提倡法官的职业化虽然已经有10年,但其实并没有形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法官职业阶层,所有法官不过是行政官员阶层的一个延伸部分。很多司法改革职业化中的应有之义并没有实现。

  在近年中国司法改革“职业化”这一大背景下,法官越来越成为一种专业性人才。所谓学者型法官,不过是技术型法官,只是比一般法官更精通法律知识。原来法官队伍鱼龙混杂,所以在职业化过程中,格外重视学历,但现在法官队伍中硕士博士很多,法律专业知识很精通,但决定法官命运的体制条件没有变化,所以学者型法官也腐败,就没什么可稀奇的了。

  这是因为于职业化的改革路径遭遇无所不在的权力障碍,职业化中阻力较大的改革都停滞不前,真正变化明显的只是人才的专业化等技术层面的东西。中国法官的职业化,其实是走向了技术化。所谓职业化和民主化,不过是过于简单的归纳,形式上的冲突并非实质性冲突。只有当职业化成为技术化,民主化走向政治化,才会带来真正的问题。

  原长沙市中院副院长唐吉凯,毕业于复旦大学,后在华东政法大学取得硕士学位,事发前仍在攻读博士学位,曾以高级访问学者身份在美国圣荷西加州大学研修。因主审“湖南最大女贪官蒋艳萍案”,并在全国率先推出解决“执行难”的法院执行机构改革,被称为“明星法官”、“学者型”官员。但为了在换届中“被照顾”,向原湖南省高院院长吴振汉行贿“买官”,并通过中介公司受贿。

  如果遴选法官的机制出了问题,法官腐败的概率也就大大增加。号称法官很少腐败的美国,2003年纽约州布鲁克林也“曝出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司法腐败案丑闻”,4名法官涉案。当地舆论就认为,布鲁克林区域法院的法官人选存在着严重的卖官鬻爵现象。在布鲁克林,法官虽然是民选的,但公民只能就司法提名委员会的人选进行投票,并不能直接选举法官。批评家认为,这种灰色的机制为政党领导人操纵法官的任命提供了温床,与政党联系紧密而且家底豪富的候选人才有可能被提名。

[b]根治法官腐败的前提[/b]

  中国的司法腐败成为众矢之的,但大多数批评只浮在表面,并没有触及问题的实质。其实许多“腐败现象”不是司法界独有的,只是普遍社会问题的一种表现。在中国,司法权天生就是行政权的一部分,法院只是一个政府部门,司法腐败只是官场腐败在司法界的一个延伸。司法腐败实际就是官场腐败,所谓中国的法官腐败,实质就是官员腐败,和司法领域没有必然联系。所以当官员腐败严重的时候,法官并不能幸免,学者型法官同样是官员,并非特殊材料制成的。在官场腐败的大背景下,腐败法官也形成了自己的利益集团,谋求自身利益。

  一个很明显的现象是,一些政府部门包括一些部委,早已不是从民众利益出发,一些政策制定和政府行为,明显出自部门利益。当这些利益群体之间发生冲突并且势均力敌的时候,一个聪明的做法就是达成合谋,实现“共赢”。同样地,一些法官们形成了法官阶层,同时谋求与其它实权阶层和经济寡头同等重量级的利益群体结成联盟。如果法官群体沦为“特殊利益集团”,浮出水面的中国法官腐败案件就只是冰山一角。

  一般情况下,某些经济型垄断行业最容易演变成“特殊利益集团”。但腐败法官似乎也出现了这个苗头。在法治健全的体制下,法官是一个共同体,成员间在法律信念之网下结成为实现其价值而整合为一的和谐有效的整体。这一共同体对内要保持其信念的一致性,对外通过具体案件的处理树立自己的权威。并且,与代表集体意愿的集团或阶层相比,法官一般更同情个人,而与利益集团保持距离。但在一些腐败案件包括学者型法官腐败案件中,人们看到,围绕审判、执行、案源等已经形成了大量的“潜规则”,腐败法官通过和不同的利益群体交易,从中大肆捞取好处。

  杜绝司法腐败不是靠司法系统内部改革就能做到的,在政治体制改革设计不到位的情况下,司法改革不可能独立推进,至多只能成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如果其它改革不同步推进,这个突破口也是没有意义的。

  如果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不强力推进,在现有环境下,正如法官职业化最终沦为技术化,民主化最终也难免被意识形态政治化。这才是中国学者型法官腐败的深层原因。[newpage]
[b]司法为民有多难
—— 一名基层法官的自述
本刊记者 田 磊[/b]

  针对最新的司法改革方案,在法学界的路线之争以外,基层法官的声音尤为值得倾听。为此,记者采访了西南地区一名全国人大代表,作为有着20多年法院工作经历的资深法官,他对新的“自上而下”的改革方案如何真正落实到基层,表达了真切的期待。

  应被访者要求,隐去姓名。以下为口述实录:

[b]这些都是钱的问题[/b]

  我不是学法律出身的,1988年,从政府调到法院工作,这么多年,从基层一直干到现在当庭长,我们这些做案子的人对于司法改革的看法跟他们讲学术的可能不同。

  今年最高院的工作报告我也看了,感觉跟往年比变化很大,到处都在讲民生司法,要利民、为民、便民。以前我们被要求办案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现在又加了一条政治效果,要求更高了。法律当然要为人民服务,这没有错。但是要真正使司法为民落到实处,而不是停留在口号上,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2008年,说是司法为民,要降低打官司的门槛,最高院出台了新的诉讼费收费办法,很多费用要么取消,要么降低,现在可以说只要交个状子就能打官司了,诉讼门槛低了以后,很多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来打官司,案源明显增加了很多。

  另一方面,我可以说,新诉讼费收费办法公布后,全国99%的法院都在骂娘,尤其是经济条件差的地方,诉讼费是法院收入的很大一部分,诉讼费不收了,我当人大代表以后,到20个法院做过调研,有的法院日子都快过不下去了,一下子失去了80%的收入来源。

  很多穷地方,财政对法院都是以收代支的管理办法,也就是说要求你一个法院收多少钱,然后再配套给多少钱,你必须完成收费任务,才能从财政那里拿到钱。对法院来说,小案子一般都是收不到多少钱的,所以造成法院喜欢办大案,忽视小案子,可是偏偏这种老百姓的小案子特别多。

  新的诉讼费收费办法里,甚至实际执行费都规定由财政来支出,以前这是要由被执行人支付的,这是一种惩罚性的收费。现在为了体现司法为民,降低打官司的门槛,改为由财政来负担,这是不对的。凭什么纳税人的钱帮你赖账的人负担呢?

  事实上,这么多年来,很多人打官司的评估费都是欠着的。按法律规定,是谁主张谁交费,可是一般申请人都是弱势群体,很多时候都交不起评估费,又不能因为这个就不办案了,那样又违背了司法为民的宗旨。

  这些年,很多法院都在拆旧房子、建新大楼,欠了一屁股债,有点钱都还贷款去了。不过,说到底这些都是钱的问题,只要财政把钱给足了,应该都能解决。如果这些实际问题解决不了,司法为民就很难落实。

[b]法官特别忙,闲人却很多[/b]

  另外一个就是人的问题。法院现在的普遍情况是法官压力太大,任务太重,人手太少,大多数法院都是在超负荷办案,现在的工作量,如果不加班,基本就完不成任务,其他行业加班要有加班费,法官从来没有,有的法官一年要办200多个案子。社会和人民群众对法官的期望值又很高,舆论要求法官十全十美,只要做错了一件案子,法院的形象就全毁了。

  这些都让法官压力非常大,在经济发达的地方还好,可是在经济落后的地方,法官们就会觉得不值得,我们这有一个县法院,一年跑了20个人,走的都是精英,留下的一般来说都是出去后找不到出路的,水平不行。

  一个法院的法官编制配多少?怎么配置,才能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这些都需要深入调研,非常复杂,我觉得人员配置至少要考虑三种因素,一是案源数量,二是当地户籍和流动人口总和,三是经济发展状况,可这些因素似乎很少被编制部门考虑。

  现在法院的现实是一方面人少案多,法官们特别忙,另一方面,深入到内部,又有很多闲人,办公室、档案室、会计、宣传等部门的人都有法官职称,占编制,却都不在一线办案,这些基础问题是影响司法改革成效的根本,过往10年,一直都在呼吁,却像一个顽疾,始终没有办法解决。

  我觉得法官就是法官,行政就是行政,应该严格分开,这样的改革最应该先推行。编制办每年给我们的编制本来就很少,还得解决一批军转干部,就更少了。到法院内部,以前是办一件案子发奖金,办案多的钱自然就多,现在实行阳光工资,阳光工资以后,干好干坏,干多干少,没有区别。阳光工资当然好,可这样就是大锅饭了,严重影响了法官办案的积极性,更多的法官愿意去搞行政工作了,而不愿意到一线办案。

  现在提司法为民,这样的改革目标如何实现,而不是流于口号,应该吸取过去10多年改革的教训。过去10年的司法改革,步子很大,我感觉是有一点太激进了,学者们提出的那些思想听起来很好,但是对中国现状考虑得不够,对国情把握也不够,最重要的是缺乏一个整体的配套措施。

  以前改革的模式是各地、各级法院自己摸索怎么搞试点,司法体制一定要改了,但怎么改,作为基层法院,大家不是很清楚。自下而上的模式,全国都不统一,有的快,有的慢,10年下来,成型的可推广的模式不是很多。现在转变为由上而下搞,在中央的领导下,指导全国统一改革。这样看来,步子稳多了,也更容易做一些整体配套措施。[newpage]
[b]司法改革不能没有律师参与
——台湾司法改革的经验与症结
林峰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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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严近22年来,台湾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发生了显着的变化。在司法方面,最大的变化是司法独立的实现。过去“刑不上大夫”的传统观念已经被彻底打破,国民党主席因市长特别费遭到侦查起诉,依法受审,这是以往完全不敢想象的。更不要提“总统”和其家人亦因案遭到司法一视同仁的侦审。尽管有不同政治立场的人士对司法施以不同程度的攻诘,但由被告来自不同政治阵营的事实,则约略可看出司法独立不受政治干预的气氛。

  但是,台湾的司法体系与整体社会的其它区块相较,其进步程度仍然难以令人满意。

[b]自下而上的改革[/b]

  1987年解除戒严后,台湾人民可以享受以前若干年一直被限制的言论、出版、集会等权利,于是各个领域的人们发起了形形色色的社会运动,要求改革各自领域里不合理的制度。司法改革是这一系列社会运动的一部分。

  值得注意的是,台湾的司法改革是自下而上推动的。当时,民众对台湾司法体系的不满主要集中在:法官终身制,人事体系封闭、外人不能插手,司法不独立、法官收红包,错判、乱判等等,民间有强烈的改革要求。但无论是国民党还是民进党的政治人物,对司法改革的兴趣都不大。

  反而一批有公益心的律师和法律学者,深信改革的力量必须来自民间,主张不要由上而下进行改革,而要由下而上推动。于是募集1000万在1995年成立财团法人民间司法改革基金会,立志于以民间的、持续的、行动的力量来监督司法,建立清廉的、独立的、高品质的司法环境。这些人有专门的法律知识,又和人民有密切的联系,知道什么地方最应该改革。

  民间司法改革基金会成立后,并不仅限于坐而论道,讨论什么意见建议,而是着眼于行动。我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派人到法院去旁听,记录法官的言行,看哪些法官迟到、打瞌睡、乱骂人、不认真,然后把结果在媒体上公布,法官的态度开始变好;同时,我们发问卷给律师,让他们给法官打分,开始我们只公布好的法官,发现作用不大;后来也公布坏的,一度有6个法官对我们提出毁谤罪的告诉,大法官会议认为我们是为了公众利益,是善意的,最后决定不受理。这样一来,法官的态度有了明显改善。

  同时,在解严初期,社会上开始对法治有相当的需求,案件量遽增,司法人员的编制开始开放,一批新的法官、检察官进入司法系统。这些年轻的法官、检察官大多受到解严前10年来的台湾民主运动的影响,大都具有较强的民主意识和改革精神。这一批人就成了后来的法院改革运动、检察官改革运动的支持基础。

  自下而上的推动之后,法官的独立性有了很大的提高。以前,司法不独立,审判经常受到上级的干预。法院院长可以通过“事务分配”来决定哪个法官办哪个案子。虽然台湾“法院组织法”规定“事务分配”必须由所有法官在法官会议中决定,但实际运作并非如此,在1993年底前,事务分配是由法院院长来决定的。各法院院长可以决定将一些重要的案件,特别是牵涉政治敏感度或是贪污腐败的案件,分配给他信任的、听话的法官。

  第一次针对事务分配的改革来自台中地方法院。1993年12月16日,台中地院9名法官公开举行记者会,要求事务分配权不应属于法院院长,而应属于全体法官。他们同时要求以民主的方式来决定事务方配,而不是以资历来决定。12月29日,台中地院法官经过数小时的争论和4次投票,以43比34通过决议,未来事务分配交由法官会议中所有的法官决定。许多其它地方法院立即跟进,采取同样的改革行动。现在,台湾法院的“事务分配”由人工抽签决定,也有些是由电脑随机抽取。

  上级干预司法的另一个手段是判决书送阅制度。法官在写好判决书后要拿给院长审阅,美其名曰是要由院长来把关、纠正错误,实际上给了院长干预判决的机会。后来,有匿名的法官将相关的情形公之于众,社会舆论哗然。1994年施启扬接任“司法院长” 后,立即召开了司法改革会议,废除院长审阅制度,进一步削减院长的权力,法官开始走向自治。

  按照台湾的法律,法院独立预算,但须“行政院”审批。这样“行政院”就能够通过预算来牵制“ 司法院”。1997年,“司法院”利用各种政治力量的矛盾,通过“修宪”规定“‘司法院’所提出之年度司法概算,‘行政院’不得删减,但得加注意见,编入总预算案,送‘立法院’审议”。至此,阻碍司法独立的制度性障碍几乎被全部移除。

  而且,台湾的刑事诉讼程序也得到了极大改进。以前在审判时只有法官可以问证人,律师要问证人得通过法官,法官不肯问也没办法的,容易造成法官的独裁。后来引入交互诘问制度,律师可以直接询问证人。另外,从1995年开始,警察和司法机关从一接触嫌疑人开始就会被全程录音录像,这在日本、德国这些先进国家都还没有实行,台湾司法向人权保障转化的趋势是很明显的。

[b]如何监督法官?[/b]

  台湾的司法改革进行到今天,一般性的案件,外部力量要想干预已经很难了,法官收红包也基本不可能。但是,在司法独立的前提下,法官的素质如何提高,如何提升判决的质量,如何淘汰不合格的法官,如何确保一个独立行使职权的法官不会滥权,一个独立的司法体制如何回应民主政治和社会的要求,这些问题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目前,台湾的法官还是一试定终身,但是,书读得好不一定适合做法官,很多人大学毕业后服两年兵役,25岁左右就当了法官,根本没有多少社会经验,做法官显然是太早了。我们的建议是从有经验的律师和法律学者中遴选。另外,台湾现在大概有1700名法官,而监察院弹劾记过的每年大概只有3个人,而且法官的升迁调动惩处完全在司法体系里完成,几乎不受民主政治的监督和影响。

  显然,当审判体系还没有达到足够专业化的时候,做出来的判决素质可能很低。在这种情况下,司法独立反而形成一种新的人治,过犹不及。台湾的司法体系从原来维护国民党统治的工具,转变为一个自主隔离的团体,又到了另一个极端。

  因此,包含民间司法改革基金会等数十个民间团体所组成的“民间推动法官法行动联盟”一再催促 “立法院”尽速通过“法官法草案”,成立评鉴法官的民间组织,让人民能有监督法官审判质量管道,并明定法官惩戒机制,由法官、检察官、律师及学者等组成职务法庭,淘汰不适任法官。但在台湾,执政的人想控制司法,这是一个通病,国民党和民进党都是如此。2007年12月,在“立法院”各党团达成初步共识的情况下,国民党的代表出尔反尔,使本应通过的法案胎死腹中。

  而且,台湾没有陪审制度,人民的声音无法进入司法体系,民间参审无法实现。另外,法官的专业性不足,台湾有专门的劳工法庭、家事法庭、海商法庭等等,但没有足够多受过相关专业训练的法官,也会导致审判质量下降。

  更为深远的问题还在于,法治还没有深植社会成为人民的生活方式,很多民众都不重视程序正义。不久前,陈水扁的律师公布了特侦组侦讯影带,依影带内容,检察官明显有恐吓威胁的情形,也违反刑事诉讼法,但很多人甚至媒体仍觉得“陈水扁是坏人,这样也不过分”,全无人权观念,这是台湾社会应该警惕的。法律制度的移植不难,制度下面的价值观要和被移植社会的价值观契合,则需要施以相当大量的教育,包括言教和身教。

  另外,检察官在侦办案件的过程中所展现的个人英雄主义或滥权、偏执作风,对司法公信和人权保障造成伤害。若个别检察官不受节制,只要发现一点线索,即可发动侦办,结果是上至马英九、谢长廷等高层政治人物,下至基层百姓,都可能遭到无端讼累,侵害人权。有些检察官侦讯被告时,还威胁利诱。这也显示不受制约、没有监督的司法权的危害。

[b]司法改革的经验教训[/b]

  台湾的司法改革是在解严的情况下才取得进展的,没有这个根本性的改变,其它领域根本动弹不得,司法改革也很难单点突破。显然,没有健全的司法,民主宪政难以成熟;没有成熟的民主宪政,也很难有体质健全的司法。宪政与司法,在现代的国家,必然是相因相伴的。另外,台湾的司法改革吸纳了民间力量的参与,避免了政府的垄断。如果民间无法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