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南京!》

2009/05/07 01:12 于 影视 0

首映的时候同事搞到票,于是一起去看,当时是人山人海呀。据说现在票房已经超过1个亿了。
有个朋友说,让人没有看第二次欲望的电影不是好电影。依照这个标准,《南京!南京!》对于我来说,不是一部好电影。[separator]

陆川选取的视角是一个日本军人,想把他塑造成仍保有“人性”的一个人,想通过“非妖魔化”来告诉大家,侵华战争不仅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而且对全人类来讲(包括日本人),都是非正义的,是反人类,反人性的。正是这个角度让影片存在诸多非议。但这不是我要吐槽的……陆川既然主题是这样,那么角川这个角色的视角就非常重要了,可惜片子太多的客观镜头(就是第三者,嗯,或者说是上帝之眼,无处不有,无处不在的视角),一会看看日军,一会看看中国人民,一会看看拉贝,一会看看天空……可这些看到的,并不是角川“看到”的,而是导演让观众“看到”的。

“去妖魔化”的主题让客观镜头“客观”得过了头,过于中立性的表现让人觉得片中的国人自私、懦弱,让人觉得守军无能,让人觉得有些日军仁慈……民族情感让我憎恶那些日本鬼子,但电影的表现却也让我觉得片中的国人可怜又可恨……我迷惑了我不解了我颤抖了我甚至愤怒了……陆川你究竟想说些什么呢?

片子的最后才终于到了姜淑云这个角色的主观镜头,让她带着大家去目睹日军的暴行,见证一批中国妇女的牺牲和伟大……陆川所要表达的“人性”终于看出点苗头了。可至此我已经彻底的迷失了方向。角川最后解救难民和自杀的处理,让我觉得有点莫名其妙了……

再来说说一些细节。

影片一直以中国人在南京城内对日军进行抵抗作为一个宣传点,事实上在南京陷落之后,中国的部队就没有再进行有效的抵抗,至于像影片当中所出现的中国士兵胳膊挽胳膊同日军去进行搏杀的场面,那压根就不可能出现。如果日本鬼子真让这一大批军人集结起来了,就不是机枪和手榴弹能轻易解决的了。据史料记载,南京城中是有不少中国人在同日军进行抵抗,比如有几十个日军在南京城中成了阉人。这本来应该是一个可以大写特写的点,但是被忽略了。

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责任并不仅仅是片子中提到的松井石根一个人,还有签发屠杀俘虏密令的鸠彦亲王和放士兵进城的武藤章以及时任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和外相广田弘毅,正是在他们的纵容和默许之下,南京才变成了人间地狱。当然还有最该千刀万剐的时任日本天王裕仁。

斯皮尔伯格的《辛特勒的名单》,姜帝圭的《太极旗飘扬》,姜文的《鬼子来了》,同样是对战争反思的电影,对情节的把握和冲突的营造,都远在《南京!南京!》之上,带来的震撼和反思也不少。至少上面几部电影我都看过不止一次,而《南京!南京!》,我真的没有一丝看第二次的欲望。

华尔兹·茉莉香

2009/05/05 19:35 于 动画 0

动画在别国,一样优秀。这种反思,日本永远拍不出来。
不过,什么时候,中国也能有这样的动画……(远目~
这两部动画电影,值得推荐。

和巴什尔跳华尔兹

《和巴什尔跳华尔兹》(希伯来文:ואלס עם באשיר‎ - Vals Im Bashir;英文:Waltz With Bashir)是2008年一部由以色列导演阿里·福尔曼制作的动画战争电影。该片耗时四年,由以色列、德国、法国3国共同完成。这部动画纪录片讲述的是1982年在黎巴嫩发生萨布拉-夏蒂拉大屠杀的故事。《和巴什尔跳华尔兹》在戛纳电影节首映,并参加了金棕榈奖的角逐。该片获得了多项奖项和提名,并收到广泛的称赞。电影获得了以色列电影Ophir Award6个奖项包括最佳电影奖,以及获得金球奖最佳外语片的奖项,并获得了同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提名。
影片开头那几分钟的恶狗追逐戏带领观众进入了主人公们的噩梦之中,无论是被26只恶狗追逐狂奔,还是三名士兵从贝鲁特的海中沐浴而出,套上各自的衣服,拿上武器,穿梭于这个废墟城市的大街小巷里,或是面对套着白色面纱的阿拉伯妇女,倾泻在掩体上的子弹和震耳欲聋的爆炸,既带有梦幻的感觉,却又显得如此真实。片子给我最震撼的无疑就是最后的结尾表现,主人公耳边不断响起当初的哀嚎,镜头慢慢拉近,动画画面切换成了当年的真实片段……

“我可不希望观众看完片子后这么想:‘这是一部很酷的动画电影。’”福尔曼说,“之所以要留下成千上万人被杀、孩子被屠杀、妇女被屠杀、老人被屠杀的镜头,是因为我想让这部电影达到一种均衡,那50秒真实镜头对我至关重要。”福尔曼坚称,这是一部个人化的纪录作品,不带有任何政治性。“普通士兵永远都是政治领袖的棋子而已。”影片中惟一一段未经动画处理的镜头,是片尾的一段当年屠杀现场的新闻片。

看完之后感慨很多,下笔才发现,文字是多么的虚弱。纪录片的形式,历史的真实,影片超越了屠杀现场,逼问人性、民族的弱点和历史的阴暗面……完成了一个影像作品所带来的绝对冲击,从外在视听到内在命题。

相信我,这部动画纪录片,绝对值得一看。

我在伊朗长大
Persepolis

第80届奥斯卡最佳动画片奖提名
第65届金球奖最佳外语片奖提名
2007 戛纳影展获得评审团奖
电影改编自伊朗女插画家Marjane Satrapi的同名漫画,一共四册,依次序名为《面纱》《安息日》《捉迷藏》及《回家》,以自传的形式讲述了自己的成长经历,反映了伊朗的社会变迁。

出生在王室后裔家庭的主人公,伊朗小姑娘玛赞几乎是伴随着动荡长大。童年的她早熟,有点野。她喜欢李小龙,喜欢Rock&Roll,然而在那个国家,革命和战争,一直充满了她童年的生活。这也让她对善恶和人性有着敏感而直观的分辨——她目睹了战争的毁灭与摧残,他遭受了亲人的离别。影片中除了玛赞的家人,伊朗,在她的阿拉伯风格的回忆画面中,几乎是一片苍白,没有一丝美好。 14岁那年,父母将她送到了奥地利。在奥地利,Marjane身为一个伊朗人,不得不面对别人的歧视和自卑的情绪。当她终于克服了心理障碍,赢得大家认可的时候,爱情的伤痛和对家乡的思念,却使她决定回到父母身边。此时的伊朗,依然经历着战火的洗礼,宗教对妇女生活的限制越发严苛,Marjane开始怀疑自己是否应该在这个充满专制的国度继续生活下去。

看到这里,我想起了在机场的那一幕,妈妈对Marjane说:“孩子,我要你自由,去找你自己的生活,再不要回家。”
转了一圈又回到伊朗,这是幸还是不幸?
引用一下Marjane和她奶奶的对话,人,无论在哪里,都要活出自己的味道。

——Grandma,you always smell good.How are you doing?
——I pick up jasmineflowers every morning and I put them in my bra. This way,I always smell good.
——Wow!It's great! [/quote]
[quote]In your life,you'll meet a lot of assholes.
Remember that it's stupidity that pushes them to be evil.
It will prevent you from answering to their nastiness.
Because there's nothing worse than bitterness and vengeance.
Always remain worthy and true to yourself.

刘崇佑:抗辩政府的大律师

2009/05/04 18:24 于 自言自语 0

五四时期,早年留学日本、学习法政的刘崇佑,已是京城赫赫有名的大律师。当年的《晨报》第一版广告中,在上栏醒目的位置,几乎永久性地保留着《律师刘崇佑启事》。这自然与刘是进步党老党员,1913年即以此身份当选国会议员及中华民国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相关。不过,刘崇佑之受人尊敬,声名远超越于党派斗争之上,实因其常在与当局对峙的诉讼中,为蒙难者提供法律服务。北京大学著名教授马叙伦原与刘不相识,而1921年6月,马氏发起“索薪运动”,被总统徐世昌起诉,刘崇佑自愿为之辩护。其“好义如此”博得傲岸不羁的马氏衷心敬佩,事后因与结交。这还属于私情。五四运动时,刘崇佑“挺身为各校被捕学生义务辩护”,更是出以公义的事之大者,马叙伦的“钦服其人”(马叙伦《刘崧生》)原起始于此。

  在1919年的五四风潮中,以律师为职业的刘崇佑曾两次出庭,为政府控告的报人与学生辩护。虽然就结局而言,政府一方胜诉,法庭仍宣布被告有罪,但刘崇佑机智、有力的反驳,大大消解了官方的权威,体现了正义与民气的不可摧抑。

  按照时间顺序,北京《益世报》的被封发生在前。1919年5月23日的《益世报》,刊登了山东第五师10080名军人的集体通电,文曰:

  窃自我国外交失败,举国愤恨。查失败之本源,皆由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徐树铮等四国贼盗卖,妇孺咸知。国民皆欲得该卖国贼等,啖其肉而寝其皮。前次北京大学诸爱国学生等,击章贼之骨,焚曹贼之巢,军人等不胜欢跃钦佩。惜斯时未将该卖国贼等同时杀决,永清国祚,以快天下。惟闻沪、宁各界,首倡抵制日货,旋各省亦同时响应,足见我同胞心犹未死,国尚未亡。但我辈军人,以服从为天职,虽抱有爱国热忱,未敢越轨妄动。且才学疏浅,殊少良策。惟仰各界诸君速筹鸿谋,挽救危局,军人等惟以铁血为诸君后盾。

  电文充溢着爱国军人忧心如焚的焦虑,并将其集注于铲除国贼一事,因而呼告:

  同胞欲御外侮,必先除去曹、章、陆、徐四国贼,四国贼一日不死,我国一日不安。

  但“刻下诸国贼等仍安居北京,虽经各界呼吁惩办,而政府置若罔闻”(此句原有,在《益世报》中删落,详见下),这自然令本“以服从为天职”的军人对当局心怀不满。在“未敢越轨妄动”的形格势禁之下,士兵们只好吁请全国同胞,“每日早晚诚心向空祈祷上帝,速将四国贼同伏冥诛”。这原是“心力相违”中想出的无可奈何之法。

  报纸发行的当日晚间,该报社即遭查封。据京师警察厅布告第五五号,《益世报》被禁的缘故,只在“登载鲁军人痛外交失败之通电一则”,“显系煽惑军队,鼓荡风潮”(《晨报》1919年5月25日),因而援引1912年12月公布的《戒严法》第十四条中“停止集会结社或新闻杂志、图书告白等之认为与时机有妨害者”(《政府公报》1912年12月16日)一款,封报捕人。不过,这一罪名到26日由同一机构发布的通电里,已更正为“《益世报》登载各节,意存挑拨”,“该报馆附和学生,附和有据”(《晨报》1919年5月27日)。即是说,违碍文字已从一项变为多条,查禁名目也由煽动军队改作助长学潮。如此明显的前后矛盾,暴露出当局最初的封禁理由并不充足。

  《益世报》的被查封与总编辑潘智远的遭逮捕并非孤立的事件,5月23日晚,京师警察厅亦同时派员到《晨报》与《国民公报》检查发稿,规定两报社“所有各项新闻稿件,须经审核后,方准登载”。为此,《晨报》在第二日的正版最前端,以大字刊出《本报特别广告》,声明“在此监视状态之中,凡读者诸君极感兴味、极欲闻知之言论事实,不感保其不受制限”,版面亦不能保证为正常的两大张,“一视是日发稿之多少为标准”。为不负读者厚望,也为坚持原有的政治倾向与批评立场,该报特意强调,将采取“于消极的自由范围以内,期不失本报特色”的策略。而这一表白本身,也是对当局的“消极”抗议。

  由于政府实行新闻检查,学界编辑的《五七》、《救国周刊》等报也相继被禁。这一连串钳制舆论的举动,实肇端于日本公使小幡酉吉5月21日晚提交给中国外交部的照会。该件在《晨报》揭载时,径题为《日使干涉我言论之照会》。其中除摘录《晨报》、《国民公报》所刊林长民文,也对各民间团体的发言大加指责。如国民自决会的通电、宣言书,民国大学学生组织的外交救济会发出的启事,均为其条举。小幡还代表日本政府,再三要求中国实行言论管制:“贵国政府对此等行动毫无取缔,宁是不可解者也”,“而对此荒唐无稽无政府主义之主张与阻害友邦邦交、挑拨两国国民恶感之言动,不加何等之取缔,是本公使之甚所遗憾者也”(《晨报》1919年5月26日)。亲日派主事的北洋政府竟果真秉承其意旨,向报界下手。内幕揭破,自然激起社会各界更大的愤怒。

  众议员王文璞当即提出质问书,认定“未曾宣告戒严之时而滥用《戒严法》”为非法,山东军人通电“首先登载于上海《新闻报》、《申报》”,不应独罪《益世报》,重点则落在警察厅之举措有妨害“《约法》上所赋予人民之自由”(《晨报》1919年5月 28日)的指控。由此也可见出警厅对查封《益世报》改口遮掩的破绽所在。

  虽然有此失误,一意孤行的当局却不打算认错。置议员的质问、北京报界联合会的联名呈请以及津沪学界的屡次电请于不顾,地方检察厅仍将潘智远诉上法庭。而为其担任辩护律师的正是刘崇佑。

  在6月10日提出的《潘智远因(益世报)登载新闻被告一案辩护理由书》(《晨报》1919年 6月22日)中,刘崇佑作了有力的申辩。他首先巧妙地确认,潘智远并非1916年12月按警察厅要求呈报备案的《益世报》经理与编辑主任,因此不应为报社 “负法律上之责任”。继而,刘大律师逐一驳斥了起诉书加诸潘氏的四项罪责。

  关于“妨害治安罪”,刘崇佑认为,起诉书中举证的该报5月7日《对外怒潮影响之扩大》一篇报道的传言,述及商民拟举行罢市,以要求政府释放学生,不能成罪。理由是,“报馆有闻必录,乃其天职”;“暗商罢市既非造谣,‘罢市’二字又非法律所定忌讳之语,则何不可公然披露?”刘崇佑更进而运用辩护技巧,指认《益世报》揭出罢市预谋,“与其谓为竭力鼓吹罢市,无宁谓为竭力漏泄罢市之秘密,以警告政府,以达其防止罢市之目的,是乃维持治安之作用,何以指为妨害治安”?这等诛心之论固非报社本意,但接下来刘氏所作的正面阐述——“政府不能平服商民之心,致有全国罢市之大骚动,至今未闻政府之自责”却已由趋避转为进攻,反诉政府失职的责任。

  关于“侮辱官吏罪”,起诉书列举的罪证为《益世报》5月13日登载的《正告曹汝霖》一文,内有“吴炳湘居然听卖国贼之指挥,可谓丧尽军警界之德”,被认作是对现任警察总监的“肆口谩骂”。刘崇佑的辩护先从各国成文法演变史入手,论及“侮辱官吏认为犯罪,乃历史之遗物,今世界法例已不见其踪影”,在中国也“已无厉行之价值”,这自然是以欧美国家的法律为参照系。次则指出,其文发表于“早已声明言责非该报所负”的“国民之言”栏,故与报社无干。而其辨“谩骂”与“侮辱”之界定尤其光明正大:

  国家许设报馆,原使之批评时政、臧否人物,所以宣民隐,以为执政者参考之资。批评臧否即有是非之谓,是者不足为阿谀,非者亦不能指为谩骂。……今日既无类似专制时代“大不敬”之科刑,所谓“侮辱”者自应严格解释。

  这一辩辞确认报章有监督、批评政府的权力,实为此案不能成立之关键。

  关于“煽惑罪”,共有两项。第一项的确定甚为滑稽,起诉书的证据仅为5月16日《益世报》所刊《劝告军警》中语,“国人皆日某某可杀,而军警独日不然;国人皆日某某可尊,而军警独曰否否”,因谓其“怂恿军警杀害某某”。刘崇佑的抗辩除申明此文亦出自“国民之言”栏,更陈述“某某”俱未指实,“则所谓煽惑他人犯杀人罪者,先无可杀之特定之人,是为犯罪之不能”。而“可杀”云云,“不过排斥之语调 ”,“何可以辞害意”?何况,“舆论之性质只能为好恶之表示,不能别有行为。即谓‘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亦不过欲之而已,并非真能生之死之也;服从舆论,不过与舆论同其好恶而已,并非进而生之死之也。该文自始至终并无劝军警实施杀害某某之言,更安得强认为怂恿”?因而此罪亦为无据。

  第二项“煽惑罪”的认定即原初查封的借口,起诉书指控《益世报》刊载要求“除去曹、陆、章、徐四国贼”的山东军人通电,犯有“煽惑军人,出而同除此四人”之罪。刘崇佑的辩诉既说明《新闻报》5月21日已刊出此电,《益世报》仅属转载,也提示潘智远当发稿之时,人在通县,23日夜始回京,即遭逮捕。也就是说,即便刊发有罪,潘氏亦不当负责。更精彩的说法则是,《新闻报》本为政府批准发行内地的合法报纸,登载此电也未受追究,“故凡本其合法之认识,传述该报所载之电或转载之者,皆无一不当然合法;否则,不啻政府为阱于国中,故以违法之物颁布人民而欺诈之,使之犯罪”。这一反诘无疑使政府大为难堪。刘氏更由《益世报》转载时删去“刻下诸国贼”数语,推论其“只有好意之减轻,并无恶意之增重”,指责当局实为“深文周纳”,以“莫须有”论罪。

  虽则刘崇佑的辩护有理有据,地方审判厅在6月21日的判决中仍蛮横地宣布,潘智远犯有煽惑他人杀人、侮辱官员、妨害治安三罪,合并判处有期徒刑一年。被免去的只有刊载鲁军人电一项,“查系转载,非该被告人所造意”(《晨报》1919年6月25 日)。但原发罪的不成立,已经彰显出官方的无理狡辩,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在此可得一准确的例示。

  还在五四游行火烧赵家楼后不久,5月8日,北京律师公会即作出决议:

  如曹汝霖方面请律师,任出何报酬,一律不就。如有不遵此议者,对待以积极的手段。学生若请律师,愿尽义务。(《晨报》1919年5月9日)

  在此后政府对学生的诉讼中,刘崇佑果然本此诺言,一再为学生义务出庭辩护。

  当年7月16日晚,因受北洋军方安福系操纵,7月1日已被开除出北大国货维持股干事会的原主任杨济华、调查组长许有益等以及时任参议院办事员的王朝佑,邀集了40余名学生,在安福俱乐部机关中央政闻社宴会,试图收买到会学生,使其拥护胡仁源长校,以阻止蔡元培回任。由于得到通报,次日上午,当这些人又在法科礼堂秘密会商时,鲁士毅等200余名五四运动的坚定分子赶到,群情激愤,要为首的5人交待了整个阴谋,并签具了悔过书。18日,许、杨等向警察厅控告鲁士毅一众11人“拘禁同学,严刑拷讯”(《晨报》1919年8月22日)。28日,警察即开始逮捕有关学生。

  这一事件发生,立刻被学界敏锐地指为与五四事件相关。以“北京大学暑假留京学生全体”的名义 30日发出的致回籍同学的通电,首先揭示了其间的关联:“利用三五无耻之辈,行此卑劣之手段,欲连及‘五四’事件,以兴大狱而残士类。”(《晨报》 1919年7月31日)8月1日,北京各界联合会代表往见国务院秘书长郭则法时,也告诫政府切勿“小题大做,借题发挥”:

  如任无廉无耻举国共弃之党人,阴谋陷害爱国志士、纯洁无疵之学生,直接以破坏大学,间接以报复五四以来爱国运动之仇,则舆论沸腾,恐难收拾。(《晨报》1919年8月2日)

  然而,也正因居心如此,虽经北大全体教员、北京全体教职员联合会、专门以上学校校长代表叠次要求保释,当局均不允准。

  一心一意要报复五四学生的政府,的确想借此案立威,刑一儆百。暑假期间,学生多不在校,力量分散,也被认作是兴起大狱的好机会。因此,尽管学界内外一再指出,“此事属于学校内部之事,同学相哄,本亦常事”,应由北大自了,不必惊动法庭,教育部亦表示“当然抱息事宁人之心”(《晨报》1919年7月31日—8月2日),当局却仍不肯如五四过后释放32名被捕学生一般善罢甘休。8月8日,地方检察厅到底以“轻微伤害及私擅监禁”(《晨报》1919年8月10日)的罪名提起公诉。为表示公平,原告方杨济华、许有益等也以“诽谤罪”被起诉。

  8月21曰上午10时,北大学生案在地方审判厅正式开庭,公开审理。“其时旁听之人已满坑满谷,窗前门隙皆已有人,女旁听席亦复拥挤已甚”,而“门外鹄立希望旁听者尚有百余人”。连《晨报》记者亦须在法庭内别寻关系,方得入内,于炎暑之日,站听 8小时(《北大学生案公判旁听记》,《晨报》1919年8月22日)。

  为鲁士毅等11名学生辩护的刘崇佑,在此案运用的策略与《益世报》案显然不同,如谓后者更注重“晓之以理”,则北大学生案更兼有“动之以情”。特别是其总结部分讲到:

  辩护人窃惟国家设刑,本意在于排除恶性,并非用为教育补助之资。莘莘学子,学校培植有年,纵使气质未尽精醇,而青年蹈厉发皇之概与夫纯净真挚之心,政府果有以善处之,使其身心得安然沉浸于学术之渊,进其智能,以资世用,岂非甚善?乃不幸此超然政界之教育一再波及,今日遂不得不迁连沦没于浑流之中。年少学生方自以为保吾读书之地,无任外界侵犯,是乃天职,而不知所谓“国法”者即将俟隙而随其后。(《晨报》1919年8月27日)

  当此语在法庭上以“此辈青年不幸而为中华民国之学生,致欲安分求学而不得,言之实可痛心”述说时,其所引起的反应,在《晨报》先后刊载的两篇各有侧重的报导中,竟然记忆相同:“语至此,满堂欷,为之泪下,被告学生中(鲁士毅一派),有一人哭不可抑,法庭竟变成悲剧之舞台,即记者亦为之呜咽不已。”(《北大学生案公判旁听记》)当日以协和女子大学学生代表的身份出席旁听的冰心,更以女性的细腻,对现场氛围作过生动描述:

  刘律师辩护的时候,到那沉痛精彩的地方,有一位被告,痛哭失声,全堂坠泪,我也很为感动。同时又注意到四位原告,大有“不安”的样子,以及退庭出的时候,他们勉强做作的笑容。我又不禁想到古人一句话“哀莫大于心死”。唉!可怜的青年!良心被私欲支配的青年!(《二十一日听审的感想》,《晨报》1919年8月25日)

  正因旁听者的同情本就倾向于鲁士毅一方,刘崇佑才可能把对学生的审判,倒转为对政府的控诉。

  当年只有17周岁的刘仁静,也因被控共同犯罪,出庭受审。当审判长令其答辩时,刘作出“莫名其妙,不自知所犯为何罪”的表现。刘崇佑更从旁“时时请堂上注意,谓彼十余龄之小子,实在极可同情”,这也成为《晨报》记者“出旁听席后所恻恻不忘者 ”(《北大学生案公判旁听记》)。刘崇佑辩护之成功、感人,于此又得一证明。

  不过,既然政府决意起诉,便不会轻言失败。8月26日的宣判结果于是并不出人意外,鲁士毅等 6人分别被判处拘役14天到4个月的刑期。在社会舆论无形的压力下,特别是经过律师刘崇佑出色的抗辩,也迫使法庭在判决时,不得不作出相当让步。强迫誊具悔过书一节,以未提出原件,“不审其内容”,且“仅就‘悔过’二字以观,尚属道德上责备之意”,裁定为不构成犯罪。更引人注目的是,判决书中宣布刘仁静、易克嶷、狄福鼎等五人无罪,许有益等4名原初的被告,则同时被处以拘役14日至3个月不等的刑罚。所有拘役时间准以在押日数扣抵,其他3个月以上的刑期,一律缓期3年执行(《北大学生案判决文》,《晨报》1919年9月20—21日)。这即是说,所有11名被控学生,事实上都被当庭释放。法庭派法警送已有人具保的6名缓刑者回北大,移交给蔡元培校长的代表蒋梦麟。法庭门外,北大同学及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的代表们,已手持“欢迎鲁士毅等”的旗帜在等待(《昨日北大学生案判决旁听记》,《晨报》1919年8月26日)。这分明是英雄凯旋。

  五四运动的第二年,刘崇佑仍本着为学生尽义务的初衷,担任了马骏、周恩来、郭隆真、张若名等人的辩护律师。可以说,在五四期间,几乎所有被当局起诉、与学潮相关的案件中,都能够听到刘崇佑的声音。这在其律师生涯中,无疑是最得社会关注的时期。

摘自《触摸历史:五四人物与现代中国》 陈平原 夏晓虹/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4月版 请勿转载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作者:夏晓虹)

Cross Game 01

2009/04/19 20:09 于 动画 0

安达充2005年开始连载的漫画,休刊了很长一段时间,随着TV化的进行,漫画连载也复刊。我个人是很喜欢安达充的漫画的,很喜欢他那种在平淡之中就把剧情推向高潮的手法。《幸运四叶草》一直在追单行本,安达充你要好好画完,千万不要像《KATSU》一样烂尾呀,动画也要好好做,千万不要像《H2》一样播了3季还啥也没有说就腰斩了(这个非常囧~)。


第一话就是不断的放闪光弹,小光和若叶两小无猜……又是青梅竹马,又是同年同月同日,又是邻居,这些俨然已经成为了定律,不过安达充怎么可能那么好人呢?于是,最不愿意的情景还是出现了……


漫画这里的分镜处理得很好,每当这种时刻总是画面干净,没有一点声响。
动画里面也是照搬这里的分镜了,突然觉得做安达充的漫画也很好啊,分镜都不用考虑,直接就能用了,XD~
记得当初看漫画的第10话,心里真是堵得慌呀,安达充你个杀人凶手,把若叶还回来呀!


动画也如漫画处理一般,突然安静下来的气氛,伴随着绚香的《恋焦がれて见た夢》响起……
夏日祭之后,小光戴上那顶棒球帽,流下泪来,催泪指数80……
“她说明天傍晚回来。”

这部动画会一直追,应该。

新加坡鞭刑

2009/04/19 16:45 于 自言自语 0

再不更新该有蜘蛛来结网了吧。不过,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肉刑/身体刑一直被认为是野蛮落后的刑罚,不过,有一个国家一直保持着这种“极具特色”的身体刑……以下图片可能令观众感到不适。

  新加坡是法律严格,好人受保护的国家。这里没有夜总会,没有夜生活,没有流浪汉,品牌店晚6点关门,百货店9点关门,一人深夜独行也不会出事。 

  新加坡之所以社会秩序良好,素质高,无假货,犯罪率低,环境干净等,与其重罚手段很有关系,在众多刑罚中,具有代表性的是鞭刑。  

  新加坡判处鞭刑最高可12鞭或24鞭;15岁以下未成年犯,判处最多细藤6鞭,鞭刑的行刑部位是犯人臀部。

  每年都有千余名男性罪犯被判鞭刑,这些犯人不仅包括重罪犯,还有非暴力犯罪,如非法入境、贩卖运输枪支,在公共场合涂鸦、交通肇事、甚至作为涉及犯罪的公司法人代表,都不能逃脱鞭刑。在新加坡,鞭刑对于许多罪行是强制性的,即如被定罪,法律规定必须判处鞭刑,主审法官不能根据情节减免。被法院判处鞭刑时,很多罪犯哀求法院不要鞭打,宁可多坐几年牢,但这是不可能的。

  鞭刑不仅是一种刑罚,更是一种耻辱记录,类似我国古代在囚犯脸上刺字,鞭刑留下巨大红色疤痕,终身不去。姑娘择偶,要先掀开男方衣服,验有无鞭痕。

  鞭刑前会对犯人全面体检,患高血压或心脏病等疾病者都可豁免(这种情况很少)。行刑者个个身材魁梧,肌肉虬结,有些是搏击或武术高手。在犯人“检录”时,他们会先在人体模型上热身。

  鞭刑要求行刑者每鞭都出尽全力,不须考虑受刑者的年龄和罪行轻重,要求一鞭下去,皮开肉绽。一个受过合格培训的鞭刑官行刑,能让每一鞭都打在不同的地方,而巧妙地避开已经打破的地方,整个鞭刑后,会使犯人的屁股99%皮肉都会破裂,能在犯人身上制造最大程度的疼痛,而产生最小程度的永久伤害。

  法律规定,鞭刑时狱医必须在场。一般三鞭后,犯人已挣扎不动了。受刑超过三鞭的犯人在受刑后经常会休克,有的瘫倒在地,狱医会把他救醒,给伤口迅速消毒处理。也有的犯人在受刑中会假装昏死,但这骗不过狱医。

  一鞭打完后,犯人被从刑架上放下来,接受狱医的治疗,一旦发现受刑者不能承受下一鞭时,便停止,根据伤情的恢复决定打第二鞭时间。鞭打时,记者可拍照登报。

  藤鞭长12米,宽1.3厘米,事先浸泡水中,以增强柔韧性,用时消毒擦拭。

  鞭刑室非常宽敞,天花板很高,地板锃亮。房间尽头有一溜桌子,监狱官员坐在桌后监督行刑,房间另一头立着鞭刑架。鞭刑木架高2.74米,相当牢固。犯人赤条条站立于架子底座,腰部、腿部用软材料保护好,两个狱警分立两侧伺候,旁边是行刑者。 

  三鞭下来就这样了(见上图),狱医赶快对这名受鞭刑者涂抹药,进行伤口处理,如果不适宜再打,就暂停,看伤口恢复程度再决定打下一鞭的时间。

  目击者说:“被脱光的犯人屁股上,被鞭打到的地方皮肤裂开,先是出现一条白印,然后涌出鲜血,犯人瘫软在刑架上,看得出来是痛彻心肺。”

  十几年前,一名美国男子在新加坡涂鸦,被法官判处鞭刑6鞭。当时克林顿总统出面求情,新加坡总理说:“看在美国总统面子上,减去2鞭,但必须执行4鞭。”该男子只得乖乖接受4鞭。后来他说:“我永远都不会忘记新加坡,每一鞭都像地狱一样,有生之年永远忘不了!”

  一名中国男子签证到期仍逗留新加坡打工赚钱,被查到后判处4鞭,再遣送回国。该男子后来说:“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新加坡,因为它让我在领略了天堂般的繁荣和富庶的同时,也让我体验了地狱般的痛苦与屈辱。”

  据受过鞭刑的人回忆说:“我的两片屁股好像着了火,肿成平时两倍大。刚受完刑,我在牢房地上趴了4小时。不能坐,不能躺,不能正常吃饭睡觉,更不能走路。最怕的就是内急,不敢蹲,一蹲下伤口就又要撕裂。屁股上的皮都被撕光了,后背和腿后侧都是淤血,血断断续续流了好几天。第一个礼拜,夜夜疼得睡不着,不可忍受的疼痛。约有10天不能穿裤子,只能围条遮羞布。以后的三个星期,都要趴着睡。过了一个多月,伤处才干燥结痂,但还得接受下一鞭。以后我的屁股就不是一个正常屁股了,皮肤松弛垂下来,上面都是疤痕。”

  尽管大赦国际坚决谴责这种刑罚,曾给新加坡政府写信希望废除鞭刑。但新加坡官方坚决支持鞭刑,他们相信只靠监狱是不能震慑犯罪的,只有鞭打才能产生实在长久的效果。